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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意义,西安事变与民族命运

发布日期:2021-08-26 18:18:54 来源: 编辑: 阅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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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特大历史事件,因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而倍受学者的关注。西安事变80年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累累,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但随着西安事变史料的不断发现与整理,西安事变研究环境的改观,人们研究视野的扩大,西安事变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为了让读者了解新视野下的西安事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现代史教授张华腾,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原因、酝酿与实施、和平解决及对民族命运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蒋介石“安内攘外”激发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很多,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中外矛盾激化的结果。台湾及海外学者大都认为,酿成西安事变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倡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陆学者也有持这一观点的。笔者认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果而不是因,因为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有为打败日寇凝聚全国抗战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接下来“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热河沦陷,华北危机,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促使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稍有民族心的中国人无不把抗日视作最大的政治、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一大问题。时任陕西省主席兼第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5日即9月23日,就通电全国一致抗日:“应请我政府严重抗议,促速撤兵,昭告全球,制裁强暴。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从此之后,杨虎城无论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任何公务活动,演讲、命令、训词、书信、通电等没有不要求抗日或为抗日准备的。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对中国的猖狂侵略,西安事变是不会发生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布的通电中就非常清晰地指出:“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地方政治精英张学良、杨虎城等在如何抗日卫国战略方面的根本分歧。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奉行“安内攘外”的既定方针,即先将反政府的中共武装力量予以“剿灭”,然后再抗战,为此不惜对日本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集中优势兵力“围剿”中共力量。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数年间到西安事变前一直坚持如此政策(尽管也曾与中共秘密接触),他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场景多次强调他的这一政策,并将这种政策与国家统一联系起来。如面对“九一八”事变以后民众抗日情绪的不断高涨,蒋介石表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直至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仍然坚持这一既定国策。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亲自督率大军数十万兵临陕西,对陕北红军准备进行最后的“清剿”。10月22日,蒋介石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对学员讲话。他说:“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



实施兵谏华清池捉蒋


在蒋介石进驻洛阳、西安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内,张学良、杨虎城曾经7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剿灭”陕北红军计划,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则顽固坚持其“剿共”主张,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没有丝毫之改变,且对张学良、杨虎城的劝谏,一次一次地痛批,一次比一次严厉。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曾在对东北军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中,讲述事变前自己的心态、思想变化及准备施行的几个办法:因与蒋介石的政策不和,蒋要“剿共”,自己要联合中共抗战,谋不合则想办法解脱。第一种办法,与蒋告别,自己脱离蒋介石,辞职出走;第二种办法,对蒋介石作最后的诤谏,促使蒋改变自己的误国政策;第三种办法,采取非常行动,施行类似“兵谏”的办法。张学良、杨虎城并非一开始就要发动西安事变,只是在苦心谏诤无效后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形式。


12月10日,张学良、杨虎城劝说蒋介石联合中共共同抗日无效,被迫确定实行兵谏。“11日,下午2时,张学良、杨虎城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秘密商定武力捉蒋部署,并大体上作了分工:东北军到临潼捉蒋,17路军捉拿驻在西安的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南京驻西安的武装力量”。随后,他们分别召集亲信,部署了兵谏计划,分配了各部的具体任务。东北军负责临潼华清池捉蒋,以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第129师师长周福成担任外围警戒总指挥。第17路军负责逮捕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大员,以第17师第51旅旅长赵寿山为西安市内总指挥。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又分别召集亲信部下,作了最后的部署。西安事变做好了一切准备,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6点,清脆的枪声打破了西安凌晨的寂静。东北军、第17路军同时在临潼、西安展开行动。东北军方面在临潼的捉蒋稍有波折。张学良的卫队营强行冲进华清池大门时遭到蒋介石卫队的抵抗,双方枪击的声音惊醒了蒋介石,他仓皇跳墙逃到华清池后边的骊山上。张学良的卫队营冲进华清池五间厅03号房间蒋介石卧室,没有发现蒋介石,但其被窝的温度及其假牙等物的存在,说明他没有跑远。卫队营马上进行搜山,8时左右将躲藏在骊山北麓虎斑石背后的蒋介石捕获,并将其安全带到西安。西安方面,第17路军一举将在西安的蒋系武装解除,拘捕了所有军政要员蒋鼎文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15人。


西安事变由于组织严密,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情绪高涨,上下一心,顺利得以实现。


位于雪窦山的张学良第一幽禁地 (杨帆 摄)


目的达到,张学良送蒋南归


从12月12日西安事变成功发动,到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一阶段。


12日蒋介石被押至西安新城大楼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事变真象,并列举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于当日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会议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并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组织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协助张、杨主持大计。根据国内外局势,以联合抗日为前提,斡旋各方,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12月17日下午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会谈,了解西安事变情况,征询张、杨的意见,并与张、杨商定了与蒋介石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如晴天霹雳,更震惊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一时群龙无首,各派政治力量竞相登场,最后形成主战、主和两大力量。他们之间既互相对立,矛盾重重,又互相配合,努力方向是高度一致的,即营救蒋介石,使蒋介石尽快安全返回南京。所以主战派作出讨伐张、杨的决定,派遣大量军队兵进潼关,给张、杨以极大压力,迫使张、杨就范;主和派则主张在和平解决的同时也要给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夫人宋美龄及妻兄宋子文是主和的主要代表人物,先后飞赴西安,与张、杨和谈。


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之下,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协调和帮助之下,蒋介石及其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于23日、24日与张、杨、周等人进行谈判。最终原则上接受了张、杨的停止“剿共”、联合中共等各种政治势力共同抗日的五项政治主张,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完全达到。


蒋介石提出,愿以人格担保答应西安方面提出的条件,但坚持不签署书面文字。为了迅速解决问题,周恩来采取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经张、杨同意,答应了蒋介石不签字的条件。


蒋介石答应了张、杨的要求,获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西安方面,有条件还是无条件释蒋意见极不统一,尤其是东北军中下层军官方面反对无条件释蒋。为了尽快安全释蒋,张学良拍板于12月25日下午秘密与杨虎城将蒋介石送至机场,张学良并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次日由洛阳返回南京。


在西安机场,蒋介石对杨虎城说:一、明令中央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25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蒋介石食言,惩罚张、杨缩编所部


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而获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西安事变并非如此简单。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手握南京政府军政实权的领袖人物。张学良、杨虎城为地方军政长官,他们采取冒犯领袖的兵谏形式迫使蒋介石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英勇行为得到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却不为全国其他政治势力包括社会贤达及新闻媒体所支持,谩骂、谴责、攻击之声不绝于耳,要求对他们进行严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不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而且对他们依托的东北军、第17路军进行打击或削弱,对西安事变前的西北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陕甘军事局面进行破坏,消除张学良、杨虎城的影响。


从12月26日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囚禁张学良,到1937年3月9日杨虎城被迫接受南京政府关于陕甘军事办法的处置,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在离开西安之前在机场对杨虎城的承诺,从后来的情况看,大部分还是履行了,如停战、联共抗日、改组政府等,但对第六项“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的诺言不仅完全食言,而且变本加厉,加大加重了对张、杨的惩罚。


12月31日,南京军事委员会组织以李烈钧为审判长的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审判,以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下午2时,蒋介石呈函国民政府,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责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赎,藉观后效”。1937年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一致通过对张学良特赦,并发布主席令:“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本刑,予以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自此被囚禁,完全失去了自由,酿成了一生的悲剧。


1月5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发表整理陕甘军事办法: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冯钦哉为第二十七军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自请处分从宽,撤职留任,戴罪图功;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


杨虎城虽然保留了西安绥靖主任一职,但受顾祝同西安行营主任的制约;加上对叛杨投蒋的原杨虎城部下冯钦哉委以重任,如杨虎城的背上刺,令其非常难受;派遣其部下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有进一步分化杨虎城部属之意。为此杨虎城在中共及东北军的支持下,对蒋介石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进行抗争,提出自己的善后意见,并派人呈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既要维护中央的威信,又要将陕西的红军、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局面破坏与拆散,将陕甘及西北完全控制在中央政府之内,所以不可能接受杨虎城的意见。他一方面与杨虎城等虚与委蛇,一方面派遣中央军兵临陕境,迫使杨虎城接受中央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安方面,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解决陕甘军事方案形成了主战、主和两大派别,主战的东北军下层军官于2月2日枪杀了主和的王以哲军长,促使东北军的大多数将领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方案,即东北军撤出陕甘,接受改编。


3月2日原驻防陕甘境内的东北军开始东调。3月8日南京政府决定,将调往河南、安徽的东北军整理改编为4军8师。3月9日杨虎城举行记者招待会,谈陕事的处理经过。至此,发动西安事变的两大政治精英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随后不久被迫辞职,张学良、杨虎城所依托的东北军被缩编肢解,第17路军番号被取消缩编为第38军,中央军开赴陕西,完全控制陕甘局面。西安事变最终降下帷幕。



划时代的转变


新阶段的开始


西安事变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史的一次伟大转折,是中国由内战转向全民族抗战的开端,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始,是中华民族由遭受屈辱到独立解放的重要转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强占我东三省,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人民顽强抗战,但西安事变之前的10年,是中国内战的10年,不仅国民党与中共严重对立,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也十分尖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利用了中国内部矛盾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变了其“剿共”政策,联合中共共同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觉醒,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政党与各政治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御侮,保卫国家,持久抗战,这种局面的形成,从西安事变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一次重要转折,经过了8年艰苦抗战,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国际威望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鸦片战争以来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一一废除,一向被欺辱的中华民族终于向世界说明,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被任意欺负的民族。民族的尊严与民族的地位,与民族团结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西安事变,国共两党结束了内战,结束了纷争,团结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对西安事变在中国国家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当时的政治人物就曾给予公正的高度评价,都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是划时代的事件。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在1937年元旦发表的《告东北将士书》中说:“去年‘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相互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同日,杨虎城在《抗日联军元旦阅兵训词》中指出:“自‘双十二事件’以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今年元旦而到来的,是残酷的内战的完全停止,光荣的抗日战争的立即发动。”


华清池五间厅蒋介石卧室 (杨帆 摄)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如此认识,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有同样的认识。毛泽东于1936年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西安事变报告中高度评价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次年9月29日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毛泽东还说:“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直接参与西安事变和谈并在和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周恩来认为:“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周恩来还认为新阶段的开端有4个标志,即内战停止、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终结、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陕甘成为抗日根据地的现实可能性等。


经历西安事变的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促进国内人民的团结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的正能量也是给予承认的。他在安全回到南京后的次日就说:“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威力……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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